深刻理解“四个全面”的理论特质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第一次明确提出“四个全面”的总体布局，即“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2015年2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做了关于“四个全面”明确的说明和界定，集中论述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逻辑关系，把“四个全面”定位为党中央的“战略布局”。

　　从2014年12月至今，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十余次阐述了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并形成的“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以来，国内外对此进行了热烈讨论，外国专家学者眼中的“四个全面”为我们理解“四个全面”战略的理论特质提供了独特视角。

　　其一、“四个全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马丁·李斯（罗马俱乐部原秘书长、联合国原助理秘书长）提出，中国目前面临的困难和风险，“四个全面”中的每一个“全面”都对应着中国今天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四个全面”提供了全面且连贯的战略指导，将使中国的发展更加持续稳定。克里斯坦·德瑞格尔（柏林德国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学研究部主任）提出，“四个全面”不是口号式的倡议，而是实实在在的举措。“四个全面”赋予中国发展新内涵，推动实现可持续和更具包容性的增长。尤科赛尔·戈迈兹（土耳其中央银行北京经济参赞）指出，“四个全面”引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一个新的发展框架正在形成。“四个全面”对经济发展作出科学布局，与中央银行和宏观经济政策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富有效率的中央银行保证各项经济规划得到落实。这一发展框架不仅对中国民众很重要，对于外国人也很重要。因为它会影响到中国各方面的政策和战略，影响中国改革进程以及今后的经济走势。

　　其二、“四个全面”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卡洛斯·马格里诺斯（全球中小企业联盟主席、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原总干事）提出，中国正在构建与世界共赢的格局和令人鼓舞的发展战略，未来中国蓝图包含了一个战略目标和三个互相支持、互相影响的战略举措。中国正在构建与世界各国共赢的格局，推动实现新的国际平衡，在一个现代和进步的国际社会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国内目标，在国际上承担建设性角色以展示负责任大国形象。罗思义（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原署长）指出，“四个全面”为中国梦逐步成为现实开辟道路，中国梦是实现“人类梦”至关重要的一步。

　　其三、“四个全面”对中美关系影响。韩美妮（美国进步中心高级公共政策分析师）指出，“四个全面”显示中国继续改革的决心，中国的改革对美国、美中关系存在潜在影响。

　　其四、“四个全面”与中国特色。弗拉基米尔·巴拉马诺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战略研究学院美欧处研究员）提出，“四个全面”关键是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必须坚持自身特色，毫不动摇地坚守国家意识形态，发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同时不断引进新的经验，促进自身发展。詹尼斯·坎巴耶夫（哈萨克斯坦管理经济战略研究院法学院教授）指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意味着坚持中国的政治传统，确保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先发展经济，增强中国的经济竞争力、文化影响力和全球实力。

　　结合国内外学者的讨论，笔者将“四个全面”的理论特质归纳为“四个统一”，即“实践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系统性与协同性相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民族性（内生性）与国际性（开放性）相统一”。

　　一、实践性与科学性相统一

　　（一）“四个全面”的提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针对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面临的新风险、新挑战，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作出的理论新思路、新回答。“四个全面”对于凝聚社会共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提供了理论自觉。

　　我们党领导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2月11日，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喜迎新春联欢茶话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是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

　　中国目前正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过渡时期，经济社会的“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同时并存，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的矛盾集中显现出来，并在一定条件可能激化，这需要我们直面问题、破解矛盾，敢于涉险滩，勇于啃硬骨头，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当前的矛盾和问题主要体现在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需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渡到建成小康社会，实现过程至目标的飞跃，满足人民群众对富裕生活的渴望；体现在中国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需对经济社会发展结构进行调整，五位一体全面协调改革；体现在法治建设进展缓慢，人治与法治的矛盾突出，需提升全面依法治国的加速度；体现在党自身的建设，特别是基层党组织内部存在的风险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国家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共产党内，我们党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干部身上。“四个全面”正是直面实践中的诸多问题提出的理论新解答，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思路和理念的集中体现。

　　（二）“四个全面”源于实践，指导实践卓有成效，体现了“四个全面”理论的有效性、科学性。十八大至今的实践效果显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凝聚了社会共识和民心，全面深化改革为深水区破题，全面依法治国实现了法治建设加速度，全面从严治党扭转了党风政风民风，营造了风清气正的社会大环境，增强了整个社会对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和信念。

　　（三）“四个全面”来自实践，要发挥好战略布局对实践的指导和引领作用，还必须回到实践中去，接受实践检验，并不断发展、完善，再上升到新的理论高度，指导和引领新的实践。在实践中，“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得到验证、丰富和发展。

　　“四个全面”体现了问题导向、科学思维、全局视野和战略眼光，它是立足中国实际、总结中国经验，针对中国问题提出来的，是从我国发展的现实需要和人民群众的期待中得出来的，是为推动解决我国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四个全面”是“民族复兴的行动纲领”，它从根本上决定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

　　二、系统性与协同性相统一

　　“四个全面”是一个有机动态发展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统一于“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系统，其中每一个全面又是独立成系统的动态有机体。

　　（一）“四个全面”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大思路和大蓝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未来发展的蓝图设计，是实现“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支撑、动力源。

　　（二）“四个全面”自成系统，彼此之间相互依存、关联递进。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时，明确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总目标，“全面依法治国”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是“姊妹篇”，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共同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顺利实现。这个过程中，全面从严治党是各项工作顺利推进、各项目标顺利实现的根本保证。“四个全面”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整体。

　　（三）“四个全面”中每一个“全面”各自形成完整、独立、动态系统。

　　独立的动态系统表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系统性，包涵五个层面内容。一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二是人民民主不断扩大，三是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四是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五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到2020年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表现在全面改革的系统性。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全面改革战略时曾经说过，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每一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其中包括改革内容的系统性，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军队与国防等方面全面深化改革；改革方式方法的系统性，即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的路径选择；改革力量的系统性，改革的协同配合、系统推进、重点突破，形成推进改革开放的强大合力。

　　表现在全面依法治国的系统性。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涵“一个目标、五大体系、五个原则、六大任务”的完整体系。

　　表现在全面从严治党的系统性。包括从严治党内容的系统性，涉及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等多领域；包括从严治党实践与理论系统性结合，从“八项规定”、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国内国际合作的反腐败联合行动，到“打铁论、钉子论、鞋子论、苍蝇老虎论、笼子论”等理论的成熟；包括制度性、法律性的外部“硬约束”和自我宗旨意识的“软约束”相结合的系统性。

　　“四个全面”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层层递进，由此构成了一个相互渗透、相互关联的有机系统。“四个全面”是动态的发展系统，大系统和每个小系统都在动态运转，如钟表之齿轮，一环扣一环，若其中一环出了问题，其他几环都会受到影响。“四个全面”动态的系统性和协同性，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全面性、整体性。

   三、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

　　“四个全面”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

　　（一）继承性的体现。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来看，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理论体系包涵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把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也涵盖进来。这些所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都集中回答同一个根本问题，即独特东方（中华）文明背景下的落后（发展中）中国，如何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历史性课题。“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继承性发展。

　　继承性体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继承和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八大提出来的，它是从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正在进行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则是将来完成时；体现在改革开放至今三十多年，从经济领域的改革为重点，到全面协同深化改革的战略；体现在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旧十六字方针，到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再到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成为全会主题，并形成“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新十六字方针；体现在全面从严治党始终如一，体现在历届党章和全部党规党法中。从民主革命时期到党执政初期，从1980年代的整党到十七大强调党建问题，从90年代的“三讲”，到新世纪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创先争优活动，到十八大之后的四风建设、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体现了一以贯之的从严治党理论和实践。

　　（二）创新性。“四个全面”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和建设理论，是解决中国现代化建设“接着走，继续走，创新走”的问题，是面对新时期、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沿着“老祖宗”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行，认识到并向世界证明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创新性。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上所提出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源于其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土壤和基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途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法治建设等理论和实践，与西方文明背景下的国家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和独特性。“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如果盲目搬用他国的发展道路，结出的只能是“无果之花”。

　　“四个全面”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概括，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信仰的新成果，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重大突破。

　　四、民族性（内生性）与世界性（开放性）相统一

　　“四个全面”是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验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当前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思想、战略部署和战略布局，是我们治国理政的总方略。一方面，“四个全面”体现出中国实践基础上理论发展的内生性；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世界意义和价值，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一步回答了现代化发展道路这一重大理论问题。

　　卡罗尔·奎格利的《文明的演变：历史分析导论》一书对文明的分类，奎格利认为，从新石器以来的文明有：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印度文明、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发展为两支，即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在近代以后中国文明是否存在一个确定的形态，奎格利打了一个问号。近现代中国已从实践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肯定回答，“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是对奎格利问题的进一步回答。

　　在现代化探索的历程中，中国对于现代化的理解和路径选择，有过种种困惑和痛苦，也有教训和经验。今天的中国，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有序稳定的发展，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逐渐实现。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冲突与对撞、融合与再造中，更坚定地向世界传播中国信心和信念，西方文明并不必然与现代化直接划等号。中国（中华）文明或其他文明在全球化背景下也可通过本土、民族的方式，内部生发本国特色的现代化。

　　“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战略布局正是中国通过内生本土化实现现代化，并在世界格局中发挥影响力的具体体现。“一带一路”旨在促进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建立一个互利的繁荣体系，将中国的国内利益、内部发展与沿线国家的利益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是希望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和“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支持和便利。中国并不寻求建立势力范围或者片面追求私利，而是追求与整个国际社会实现互利共赢，建设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在维护国际正义和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构建与世界共赢的格局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四个全面”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统一于党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统一于中国与世界的深刻互动，彰显了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四个全面”丰富了现代化发展理论，为拉美、西亚北非中亚等国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另一种视角。